进位于卢旺达首都 基加利 东北边的Kimironko市场，一股太阳灼烧尘土的气味扑面而来。这里是基加利最繁忙的露天市场，周末无休，所售商品从日用品、玩具到大米、水果，应有尽有。木杆搭起的小摊一个挨着一个，印有非洲特色图案的布匹挂满四周，卖水果的小贩提着香蕉向行人兜售，与不少非洲市集的风格如出一辙。

  但当你真的买上几样东西，这里的不同就开始显现。商贩们只提供纸袋和可重复使用的手提袋供顾客使用，少数摊位挂出色彩斑斓的编织袋、无纺布袋在街边售卖。塑料袋，这件在许多非洲市场随处可见的物品却无处可寻。若你开口问起，人们会摇头甚至对你说：“它（塑料袋）很不好！”整个市场，似乎没有谁正为缺少塑料袋的存在而感到不便。

  塑料袋又称聚乙烯袋，早在2008年，卢旺达就颁布法律规定，除特许商品外，禁止生产、使用、进口以及销售聚乙烯袋。根据法律，任何企业、商业组织或个人被发现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制造、使用或在商店持有聚乙烯袋，可被处以十万卢旺达法郎（约112美金）至五十万卢旺达法郎（约563美金）不等的罚款，重者可判入狱六个月至十二个月，甚至二者并罚。

  自发明起，塑料袋便以其廉价、轻便、耐用的特性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然而，塑料袋自然降解过程漫长，对土壤和水源均形成污染，一旦在海洋中分解成细小碎片，移除就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塑料微粒若被鱼类吸收，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对人类健康造成损害。联合国环境署2018年的一份报告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消费塑料袋约5万亿个，相当于每分钟消耗数量达到1000万个。大量塑料垃圾给生物多样性和经济发展带来危害，对抗塑料污染迫在眉睫。

  从“禁塑令”颁布往前倒推几年，你或许会看到基加利市内有废弃塑料袋被到处乱丢，冲刷不掉的塑料垃圾堵塞了地下水管道，城市面貌和人畜健康均受影响。如今，卢旺达“禁塑”已过十年，这项严令的回报正在显现。在这座城市，道路两旁植被葱郁，街上几乎不见一片“白色垃圾”，其干净有序在非洲城市中难得一见。2008年，基加利成为第一个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的非洲城市， “干净、安全”是外地人对这个东非小国的普遍形容。该国宪法甚至写明，“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生活在一个干净和健康的环境下”，“每一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护卫、提升环境”。

  禁塑到底现不现实？当许多发达国家仍在是否全面“禁塑”的议题上犹疑不前时，我在卢旺达的所见所闻表明：强大的政府意愿、市民的守法意识及私人部门的创新和配合，有可能为解决白色垃圾问题提供思路。

  卢旺达是中非东部的内陆国家，地形多山，被称为“千山之国”。1190万的人口分布在2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上，是非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卢旺达自然资源匮乏，超过70%的人口从事农业活动，工业和服务业则体量较小，私人投资面临人才、基础设施等多重制约。即便如此，2001至2015年间，该国实质GDP正以平均每年7.8%的比例上升，贫困线%，发展速度令人侧目。稳定的政局，严格的政策执行以及安全的社会环境，是吸引外国投资者前来营商的主要因素。

  “卢旺达是一个政策可以很好落实下来的国家。”刘俊来自浙江温州，其家人在卢旺达从事酒店和超市生意已有20多年。超市曾是一次性塑料袋的重要消费场所，而如今，刘俊的超市只提供纸袋和无纺布袋，对“无塑”早已习惯。他表示，政策下达之初，基加利市政府会给各个公司发文，同时在电视和广播上强调塑料对环境的危险和守法的重要。曾经他和很多人一样，以为政策实施会留有余地。后来政府派人到各个商店去查，刘俊的商店因接着使用塑料袋被给予罚款，他也了解所谓“严法”并非儿戏。

  他向我解释，非塑料材质的袋子虽然成本高于塑料袋，但商家能通过不同经营策略控制成本。在他的超市，顾客只能免费获得小号的纸袋，使用大的无纺布袋则要付钱，商家的经济负担并没有大幅增加。

  “长远是个好政策，”刘俊说，“卢旺达希望变成非洲的一块净土。维护好的环境符合政府的发展需要，卢旺达希望在服务产业加大投入，因此政府在环境保护上力度很大，招商引资也会拒绝污染型企业入驻。”

  卢旺达政府2000年提出的经济发展总体设计“愿景2020”，目标是在2020年前，将卢旺达从低收入的农业国家，转变成以知识经济作为基础的中等收入国家。作为三大跨领域议题，“绿色经济”的重要在规划中也被提及。

  对卢旺达的普通民众来说，对“禁塑令”的遵守则主要出自对政府权威的敬畏和对惩罚的害怕。作为从1994年大屠杀阴影中走出的国家，卢旺达将重建国民认同和种族和解作为要务。军人出身、以内战胜利结束胡图族屠杀的现任总统保罗·卡加梅在打击贪腐、治理犯罪等行为上展示出“强人”手腕，使卢旺达的政府管控日益精细，卢旺达人亦在约束之下显得内敛且善于服从。

  “他们可以狠狠地罚你，我们都很清楚”，在Kimironko市场贩卖了三年水果的Samuel对我说。据他所说，市场的安保人员有时会突击检查，如果看到谁有塑料袋就会打包带走，违法者不会得到任何补偿。

  在采访中，许多卢旺达人对违禁使用塑料袋究竟会受到多少处罚说法不一，但这不妨碍他们对破坏法律的后果心生畏惧。“我们会做政府让我们做的事情。规则在我们之上，咱们不可以超越它。”Samuel和我历数起塑料的种种危害，这些知识大多数卢旺达人在学校里就已经被反复灌输。他表示，禁塑并没有给他带来不便，商户仍能够正常的使用纸袋和可降解塑料袋作为替代。他的摊位就为顾客备有透明、可降解的塑料袋子，虽单价较塑料袋高，但材质更硬更耐磨，用起来比质薄、易破的塑料袋效率更高。

  “我们没有在不跟民众解释的情况下就实行禁令，因此人们并不是因为不接受而抗拒，而主要是在实践当中遇到困难。”卢旺达环境管理局分管环境规范与污染控制的主管Remy Duhuze于2017年接受肯尼亚公民电视台（Citizen TV）采访时表示， 民众的主体问题围绕使用何种材料替代塑料，一旦有替代物可供选择，个体很容易养成习惯。他还表示，管理机构大多数时候并不倾向用罚款来惩罚民众，而是希望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对政策产生理解。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非洲办公室的活动推动人员Amos Wemanya认为，强大的政治意愿与市民对环保的承诺对是此类禁塑令得以实行的主要的因素。尤其是在卢旺达，民众通过宣传、社区垃圾清理等活动对禁塑的环保理念产生认同，社会和群体压力也会促使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

  卢旺达非制造业强国，其每年从国外进口的包装材料几乎涵盖了所有品类。有政府部门的研究显示，2008至2013年间卢旺达进口的包装材料共计12270吨，其中纸类与塑料（一些未被禁的如可降解塑料、塑料瓶）所占金额比例最高，分别占到43%和31%。有本地生产厂商抱怨，由于卢旺达政府限制了一些塑料制品在二次包装中的使用，迫使本地厂商必须要寻找成本更高的纸质包装作为替代。而受到国际贸易公约的约束，同样的标准并不适用于进口厂商，一些本地制造企业的竞争力因此被大打折扣。

  对此，卢旺达政府并未妥协。作为回应，卡加梅于2016年底的一个总统见面活动上回应商业团体时强调：卢旺达不会回到塑料时代。事实上，既有商业利益虽收受到挑战，一些新的机会也在萌芽。在基加利，我走访了纸制品生产厂商Bonus Industries Ltd.，这里生产多达25种尺码的纸质购物袋、纸盒，为超市、生鲜市场和餐饮店提供包装材料。运营经理Ruzima Aimable向我介绍，这间工厂始于2013年，当时投资人看到了市场对非塑料包装材料的大量需求，随即思考怎么样提供解决方案。

  “这种（禁塑）考虑是对的，至少对这一个国家来说。”Ruzima对我说，在禁令之前，大多数塑料购物袋也是通过进口而来，因此并没什么本地塑料生产商利益受损，“禁令是为保护环境，因为它，人们开始思考其他的选择。”

  卢旺达经济体量有限，投入大型的制造业设施并不现实。卢旺达贸易与工业部门2015年发布的一份第三方报告即指出，由于塑料被禁，其他包装材料对设施和技艺要求比较高，纸质包装更有潜力实现本国制造。目前Bonus Industries的雇员有90余人，每天生产纸袋1万多公斤，全部供应国内需求，竞争对手则大多数来源于本国、乌干达或肯尼亚。Ruzima表示，随着四周的国家逐步限塑禁塑，工厂正在观察市场，不排除很快会开发出口业务。

  今年6月，加拿大魁北克举办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在致辞中提到本国的十年禁塑经验时也曾强调“公私合作”的重要。他表示，“让私人部门参与到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中去，不但可以减少对改变的反抗，同时能帮助创造新的工作和收入来源。”

  “得到的好处是一个洁净的自然环境，让卢旺达的公民，居民和旅客能尽情享受。”卡加梅说。

  卢旺达的禁塑经验正在给一些非洲国家树立榜样。2017年8月，东非国家肯尼亚实行最严“禁塑令”，禁止使用、生产和进口商业和家用的塑料袋，包括手提袋和平口袋，违令者最高可面临400万肯尼亚先令（约39600美元）的罚款和四年监禁的惩罚。

  一年多前，我印象中的肯尼亚正饱受塑料污染的困扰。尤其在城市地区，小贩行人乱丢弃现象严重，废弃塑料时常堵塞排污管道，甚至在雨季造成水灾。如今，超市中已不见塑料袋的踪迹，纸袋、网袋、无纺布袋作为替代登场。街道上贩卖水果的小贩不再将水果切开散卖，卖熟食的小贩也改用纸袋包装，街道面貌有明显改观。

  “从前很多政策在肯尼亚实现得不是太好，但这一次真的有效。”我的肯尼亚朋友Murithi语带惊讶地对我说，他目前在国际政策组织从事政治分析工作。肯尼亚有近四倍于卢旺达的人口，政党间角力更为激烈，政府清廉程度也较卢旺达更低。“我想，是强的行政意志起了作用。如果政府真的想做，就会尝试克服困难”。

  今年，联合国环境署的一份报告中列举了80多个采取不同程度禁塑或限塑措施的国家，其中28个位于非洲。摩洛哥、尼日尔等国家都在近年禁塑，但实行效果各有好坏。

  联合国环境署新闻办非洲区主管Mohamed Atani向我表示，肯尼亚在禁塑中主要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寻找可用且经济的替代材料；二是如何让禁令延伸至相邻国家，否则塑料走私会成为头疼问题。他认为，建立区域的、整合的禁塑计划会让政令更有效实施。而在国家层面，仅颁布法律还远不够，政府、私人部门、公民社会都要联动起来才能使政策有效。

  “非洲有很多经验可学，”被问到卢旺达和肯尼亚的禁塑案例会不会给中国带来价值，Mohamed说，“或许中国可以借鉴非洲国家的禁塑经验，而非洲可以从中国获得寻找塑料替代品的技术和知识，这会是让双方收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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