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钱的塑料袋，提高了消费者的购物成本，花了钱的人价格持续上涨和成本上升是敏感的，在开始的阶段，由于限塑令，消费者会暂时减少塑料袋的使用，就像新闻里说的那样“明显减少”。但这只是初期的反应，经过一段适应期后，人们的偏好就会改变，消费者就会认可收费的塑料袋，塑料袋的使用数量会缓慢回复到或者接近原来的状态。因为消费者发现，他们找不到塑料袋的替代品。

  知道这项涉及几乎所有消费者利益的政策，其决策过程是怎样的，征询过其中多少人的意见，但是，很明显，对于塑料袋的替代品，政策制定者显然没考虑周全。塑料袋固然有对环境不利的毛病，但是塑料袋在全球范围内普遍的使用，是商家和全体消费者，也就是市场理性选择的结果，塑料袋是有很多优势的。比如它非常干净、方便携带，便于放置，不怕水浸，更重要的是非常便宜，即使收费，价格也同样是相当低廉的，只有几毛钱。

  人人都希望环境好。但是，经济发展、人民福祉提高和环境质量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大部分生产和消费活动，都对环境有某种破坏作用，如造纸和使用汽车。人们常常从道德层面上指责污染者，同情受污染者。但是大部分污染并非生产者故意为之，不是为了污染而污染，而是为了生产满足那群消费的人需要的产品不得不如此，环境相当于生产的某种必要投入品。当消费者告诉厂家需要某种产品时，就应该意识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污染将是不可避免的。一位经济学家说得好，忍受肮脏是美国富裕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当经济发展到较高程度后，人类对于环境的高要求就会凸现出来，同时，也有能力为环境好转支付成本。这就是平时说的，先污染后治理。虽然人类想避免这个并非合意的结果，但是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打破这个宿命，殊为不易。所以，环境与福祉并非就是一回事，环境更不是一切，它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东西。

  确实有些发达国家，也对使用塑料袋有某种限制措施，但是实行限塑令的国家并不多，难道它们不担心环境污染吗？当然担心，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不用塑料袋，用其他的办法，成本可能更大。按理说，这些发达国家，更应该先行，它们可是到了对环境比我们更在乎的阶段了。

  限塑不但有经济成本，还有执行费用。限塑令，是全国性的法规，不但大城市的市场要遵守，小城镇，甚至偏远的乡村也得遵守。可是，怎么保证这个“限塑令”在如此广大的地域有效执行呢？如果只是惩罚了城里的违规者，而让检查的触角延伸不到的地方依然，这样的法规意义安在？

  不是说限制塑料袋有什么不对，但是正确的事情，也要讲究如何去做，成本又怎样。要限制塑料袋，先要找到适当的替代品，并在回收和重复利用环节做出更大的努力。否则好事就容易变成一场秀。

  沪深交易所2007年度报告事后审核工作于日前结束，1547家如期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平均每股盈利为0.42元，较2006年增长41.46％；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4.71％，较2006年增加1.84个百分点。业绩大幅度增长，从这点上看，上市公司无疑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整体而言，上市公司的分红状况却没那么乐观。尽管有些上市公司推出了优厚的送转分配方案，更多的则是“意思”一下。而市场上的“铁公鸡”则不在少数，甚至于某些上市公司连续十年“一毛不拔”，其“铁公鸡”的本性暴露无遗。

  更重要的问题是，诸多上市公司在有红不分的情形下，由于经营不善连续亏损而黯然退市。对于投资者而言，最终落得个“鸡飞蛋打”的结局。假如上市公司中的“铁公鸡”不分红而是将产生的利润重新投入生产经营，继而将企业做大做强还情有可原，问题就在于，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少之又少。

  或许岷江水电更让股市上的“铁公鸡”们汗颜，也让那些总是以资金紧张为借口不分红的“铁公鸡”相形见绌。岷江水电的分红承诺，其实更是给股市中的“铁公鸡”上了一堂生动的诚信课。无红可分那是上市公司的经营能力问题，有红不分还要到处找借口则是“态度”问题了。在岷江水电的分红承诺面前，任何的辩解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事实上，上市公司的分红问题一直遭到市场的诟病。而且，上市公司融资或再融资时往往都是“狮子大开口”，分红时如同吝啬鬼的现状，也招致了要求实施强制分红的呼声不绝于耳。此前，监管层已经制定了证券投资基金盈利后必须分红的规章制度，笔者以为，通过立法的方式确立上市公司强制分红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目前大量的投机资本进入，导致宏观经济的风险上升。投机资本流入主要是套汇、套利或套取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的收益，如果投机者投机成功，则会导致国民财富的损失。

  为了防范投机资本，首先要提高对热钱大量流入的思想意识。从今年的外汇存底、贸易和直接投资等的变化来看，热钱规模不可小视，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二是增加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我国阻止热钱进来所采取的方式是增加汇率弹性，实际上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条件下，增加汇率弹性就是加快升值的步伐，这样投机者可以更快的获利，作者觉得应该增加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增大汇率双向变动的频率和幅度，也就增加了投机者的风险和投机成本。三是对企业的结售汇来管理。对企业贸易和投资收汇与结汇管理实行严格审核，对合法经营和投资的企业给予充分便利，对“关注企业”则严格审核其办理收汇和结汇等业务，遏制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外汇资金的流入。四是建立适当的危机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重视金融市场的变动，建立一套科学的预警指标体系，提高风险防范的可预见性和应对措施的及时性、有效性。

  近年来，税收与税源相分离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不仅影响到地区间税收的公正与公平，也影响到区域间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以企业所得税为例，由于企业公司总部多数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总部所在城市可谓占尽了“便宜”。

  在解决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上，中央政府主要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但笔者觉得，这种公共政策治标不治本。因为，尽管在中央转移支付前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财力的差距从3倍降到了1.7倍。而财税部门研究则表明，实际税源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差距并没有3倍，是税制的缺陷把差距拉大到了3倍。换言之，如果在税收制度变革中，全面遵循税收税源一致性宗旨，差距就会远远小于3倍。

  显然，要想解决好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国家财政转移政策，只有进行税制改革，才是破解问题的关健所在

  其实，税收与税源分离问题，不仅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在世界上都会存在，不过，这些国家通过法律途径和制度安排，很好地解决好这个问题。

  在欧盟，经历了长达5年的艰难搏弈，最后改革方案确定了这一些行业的税收来源地原则，今年2月，新方案获得能过；在美国，各州的零售税由各州立法并征收，天然地适用税收归属与税源的一致性。而在处理公司跨州经营应税所得分配问题时，所体现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公司经营活动所在地对公司在该地区取得的收入拥有征税权，而并不是只有公司法人注册地才能对其征税，来保证了税收收入归属与税源的一致性，维护了所得来源地的税收利益。

  因此，我国解决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上，要借鉴国外经验，因地制宜地结合国内真实的情况，尽早提上议事日程。值得欣慰的是，今年1月份，财政部、国税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算管理暂行办法》。当然，这只国家在解决税收税源分离上迈出了可贵的一小步，要想解决这一个颇为棘手的公共难题，需要超强的智慧和宽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