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边是死亡，一边是新生！浙江器官捐献协调员，奔走在生死间的“摆渡人”

  人是万物的镜像。徜徉过高山大海，最终还要到人山人海里寻找答案。小时人物，给你奉上与众不同的人物故事。在这里，读懂世相。

  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一份陌生的职业。直白点说，就是针对临床上确认脑死亡的病人，劝说其家属捐献病人的人体器官。

  太过冰冷和残忍的这份工作，何炯更愿意诠释为“生命摆渡人”：拯救一个生命，延续一个灵魂。

  认识何炯，源于最近杭州本地论坛上一则讨论器官捐献的帖子。发帖的姑娘和父母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器官捐献，对一方意味着死，对另一方又意味着生，抱歉、卑微、感激、幸运……人世间似乎没有哪一个决定让人如此纠结。

  “因为有意义。”何炯说，生命之所以厚重，是因为交加的情感。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诉说。而她将这些故事装在心里。

  躺在病床上的，往往年纪不大，一场意外或一次突发疾病，让他们基本符合临床脑死亡的标准：比植物人更糟，没有恢复的可能，不再有自主呼吸。

  拔掉呼吸机，不用太久，他们的心脏就不再跳动，血液也停止流动。再过五分钟，没有取出的器官就会冷却凝固。

  每凝固一个器官，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平均一百五十位等待的人，失去一次机会。心、肝、肾衰竭的患者，根本来不及让希望变成失望，因为等候列表里，新的病人进来，旧的病人已经离世。

  有过20年重症监护护士的工作经验，做过浙江第一例肝移植特护，这些都是她如今成为协调员的优势。

  懂得换位思考，这也许就是她在2012年，被选中为浙医二院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原因吧。

  器官捐献，实行直系亲属都同意的一票否决制。即使到捐献前的最后一刻，都可以反悔。为了照顾家属心情，何炯不会刻意穿工作服，挂上证件，普通得就像穿着严肃的围观者。

  她故意省略了“器官捐献”四个字。因为她知道，这个词有时候比“死亡”还要敏感。

  何炯说自己是幸运的，遇到的家属都挺温和，只是“温和”的背后是坚决的反对。

  在不少人根深蒂固的思维中，完整即是圆满。大部分家属也有这样的理解：“器官都捐了，还能拼凑来生吗？”……这成为了何炯工作最大的障碍。

  2010年至今，浙江省有将近1500个器官捐献案例，生前表达过意愿的并不多。

  而劝说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每一次在和家属见面之前，何炯都要预演各种有几率发生的情况。“人与人的沟通没有一点模式可以套，非要说的话，要让家属知道我是来帮他们的，而不是来索取的。”

  “我努力了，但我不强求。”是何炯做协调员的心态。她坚持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在平等又真诚的环境下被促成。

  在劝说过程中，她都尽量放低音量，柔声细语。“你们有没有想过患者去世以后怎么办？”这是她用来引入话题的一句话，大多数人都没有准备好亲人的突然离世，“我只是给你们一个建议，你们可以听听看。”

  克制很重要，要让家属自己做决定。曾经有家属捐献了又后悔，抱怨要不是协调员一直跟着自己，他们怎么会心软答应。“我要是听到家属这么说，我会很难过的。”

  曾经，一个女人遭遇车祸，兄弟姐妹和子女都同意了器官捐献，却向年迈的母亲隐瞒了这一条消息，老年丧女，没有人能轻易承受。家属提出代签，但何炯拒绝了。“虽然很可惜，但老母亲有知情的权利。”

  一天行驶了800公里只为跟家属见上一面，这么多年都不敢出远门因为要24小时待命，不敢穿颜色太鲜艳的服装会影响家属的心情，给予家属工作之外的私人帮助……

  某个愚人节的夜晚，男人开车载着一家四口人，车子掉进了沟里，妻子当场死亡，女儿和儿子都危重在抢救，女儿最终脑死亡。在决定捐赠完女儿的器官之后，这个40多岁的男人，把头狠狠砸向电梯，咬牙切齿，悲伤至极。

  来自衢州的另一个父亲，大儿子肾脏衰竭，迟迟等不到合适的器官，离开了。后来，小儿子又患上了脑瘤，陷入绝望。这个只是在工地上打工，瘦瘦小小的父亲，签下了器官捐献的同意书，“当年我的痛苦，希望其他人不要经历。即使当年没有人救我的儿子。”

  年轻的姑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因为做了心脏手术，姑娘迎来了第二次生命。后来在她父亲出意外的时候，女儿当机立断同意捐献器官，“这是一种回馈，回馈当年救我的人。”

  一个离异又坐过牢的中年男人，因意外终结了生命。原本已经不来往了的兄弟，最后帮他签署了器官捐献同意书，“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到最后了，好歹是做对了。”

  何炯是丁克一族，没有孩子，但在工作中，不少案例是年幼的孩子，因意外抢救无效，她喜欢叫他们“小天使”。

  来自贵州的一个6岁男孩得了脑瘤，家长签署了器官捐献同意书。男孩很漂亮，离开时穿着旧睡衣。何炯心痛到不忍直视，她说一直想给孩子买双鞋的没想到到最后还是没来得及。

  她在病房里碰到了那位年轻的受助者。一米八的大高个，30来岁，很帅气，因为心脏衰竭无法躺着入眠，需要打针才能坐靠着眯会儿，是否还能无限等待一颗心脏，都说不定。

  她心理建设了一阵，还是下定决心，再次联系了各项指标都比较匹配的捐赠者的家属。捐赠者是一个因意外而过世的女孩，父亲和哥哥已经同意捐赠女孩的肾脏、肝脏和眼角膜了，但是心脏除外。

  “他是一个丈夫，一个爸爸，一个儿子。一颗心脏，救的不单单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何炯说得真诚，最后打动了女孩的父亲。

  心脏移植手术之后，何炯来到了受助者的病房，拨通了电话，两个陌生人，因为那一声爸爸，联系在了一起。

  何炯并不知道电话那头，女孩父亲是否泣不成声，但她知道那一声，弥补了遗憾。

  很多家属同意，是因为他们坚信，器官留在了另一个人的身体里，这是一种生命的延续。甚至双方都不需要见面，大多数家属不会打听受赠者的情况。

  有位妻子每年都要经历一次伤口的阵痛。一到丈夫祭日的前几天，她都会打电话问何炯：“我爱人的受者怎么样了？我要去上坟了，我要告诉他。”

  曾经，也有一个受助者想要感谢捐献者。捐献者有一个遗腹子，何炯给了一个建议，要不送孩子一个小镯子，也算是“父亲的礼物”。

  八年协调员做下来，对于生死这件事，何炯比很多人都看得通透：“死去可能不可怕，活下来的人才要坚强。”

  她的微信通讯录里塞满了捐赠者家属，她不会主动联系，也绝不会删除好友，偶尔他们遇上了生活上的问题，能帮就帮一点。

  她有时也忍不住盘算是不是该休息了，但更大的愿望还是慢慢的变多的人可以渐渐接受器官捐献。